《通考》是一部详尽的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史，其中的重点《学校》考一章写的是中国古代教育史。

马端临写《通考》，严格按时代顺序排列史料，这样不仅便于查阅，尤其便于了解历史发展的脉络及阶段。在《学校》考中，以“虞则上庠、下庠，夏则东序、西序，商则右学、左学，周则东胶、虞庠”为开篇，上庠、东序、左学、东胶是太学；下庠、西序、左学、虞庠是小学。“汉兴，高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兴太学。”董仲舒说：“养士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氏之本原也。”武帝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百余年后，“传业者寝盛，枝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

两汉博士皆名儒，而由博士入官者多至公卿。魏时博士，遴选不精，升迁亦难。魏晋学风虚浮，“不能革清谈风俗。”唐太宗增创学馆一千二百间，高丽、百济、新罗诸国元首多遣子弟入国学，学生多达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中国古代的教育事业，从《学校》可看到汉武、唐宗是两个高潮时期。

《学校》考共七卷，专述宋代的约占其篇幅的百分之三十四。《学校》前三卷，有二卷记述宋以前历代太学，有一卷专述宋代太学。《学校·七》大半篇幅记述宋代的郡国乡党之学。宋代书院很多，以白鹿洞、石彭、应天府、岳麓四书院尤为著名，此外还有西京嵩阳书院、江宁府茅山书院。宋初未有州县之学，先有分党之学，“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辍，不免具文。分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宋代名师首推胡瑗，教学于苏湖间二十余年，出其门下者数千人。是时重辞赋，独胡瑗的“湖学”重经义、治事，培养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从所占篇幅之多、内容之详、情节之细，足以说明其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