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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顾名思义,就是国人之学。我国古代的对于祖国的观念是不断变化的,但无论怎么变化,都可以称之为华夏。也就是说,国学应当是我国华夏历朝历代学术文化、传统文化精髓之总称,国学对我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影响极大,对于传承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都起着重要作用。国学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血脉和灵魂,是连接炎黄子孙的血脉之桥、心灵之桥。
《山海经》与东方夷族有关吗

河南学者金荣权在“帝俊及其神系考略”一文中指出:“帝俊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一个谜一般的神性人物,他的事迹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只见于《山海经》之中,尤其集中反映在“大荒”“海内”两经之中。究其神系渊源与脉略,显不属于炎帝世系,也不隶属于黄帝世系,是与炎、黄两大神系并存的第三神系”。“关于帝俊在中国古代诸神中的地位,今天众说纷纭,然一般认为帝俊当是上古时代东方民族的祖先神,这种看法是一致的,因为《山海经》记载的帝俊活动地及其子孙之国大多在东方”。

著名的史学家徐旭生说:“帝俊这个人物,在《山海经》里面,可以说是第一显赫的了。里面载他的事,多至十六”。通过这十六项的帝俊故事可以看出,第一,他东西南北,无所不至;第二,古代重要的大发明,差不多全出于他的子孙;第三,包括姬姓、姜姓、姚姓在内许多氏族都是由他分出;第四,太阳是他的儿子,月亮是他的女儿,在他之下有“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名曰奢比尸”的神人和“五采之鸟”的“下友”。

西汉刘向(歆)《上〈山海经〉表》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后人大多从其说。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称《山海经》相传“作于禹益,述于周秦”。但后人研究认为,《山海经》非一人所作,有出自周人、齐人、楚人之说。现代学者刘宗迪认为,尽管“古人关于禹益作《山海经》的说法虽不可信,但可能也不是空穴来风”。自古以来,“神不禋非类,民不祀非族”,《山海经》中的某些史料特别是反应帝俊神系事迹的人文历史地理资料来自东夷伯益或者伯益的族团应该无大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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